事件概况
当事人葛某某称，2017年5月26日，夏某到其开设的位于上海市闵行区虹梅路3219号二楼餐厅预定了包房并留下了个人手机号，谎称自己姓吴，要请领导吃饭。第二天，来了四个人在包房消费了一瓶飞天茅台酒在内的野味大餐，共计5688元。但夏某仅支付了让原告购买香烟的300元，餐费至今未付，遂将夏某诉至法院，要求判令其支付餐费。
前述法院民事裁定书还显示，经查，原告在本市闵行区虹梅路3219号三楼潮汕蛇庄经营蛇类火锅等食品。2017年5月25日，公安机关在上述店铺内查获待销售的眼镜蛇三条，并于次日将原告抓获2022年9月14。经鉴定，涉案的三条眼镜蛇为舟山眼镜蛇，系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附录二物种。后原告因非法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，被法院判处拘役四个月又十五日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。
法院审理时查明，夏某系上海某派出所民警，民警及其派出所均称，当日至葛某某处就餐系刑事侦查行为。法院认为该案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，驳回了葛某某的起诉。
夏某到葛某某店内就餐是否属于侦查行为？
根据（2017）沪7101刑初329号刑事判决书（见附图）中的信息，2017年5月25日葛某某非法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案已经案发，案涉眼镜蛇当日也被查获，葛某某也于次日即2017年5月26日被抓获。此时侦查活动显然已经终结，而民警夏某于5月27日到葛某某店内就餐的行为，显然不属于侦查行为。此外，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行为种类：讯问犯罪嫌疑人；询问证人（被害人)；勘验、检查；搜查、查封；扣押物证、书证；鉴定；技术侦查；通缉。民警夏某的就餐行为显然不属于法定意义上的侦查行为。即便当日夏某确实带着侦查案件的任务在身，那就餐行为也仅能算是与侦查工作有关，夏某在事实上侵犯了葛某某的利益，应当承担对应的民事责任。
夏某到葛某某店内就餐行为性质认定
如上文所述，即便夏某的就餐行为与侦查工作相关，难道侦查工作过程中对相关人员的“消费行为”就不构成民事债权债务了吗，即使夏某主张所消费野味食品属于夏某某非法售卖，不属于法律保护范围，但是就餐所消费的茅台酒等其他物品，难道也属于非法所得不受法律保护吗，这显然是说不通的，再者，即便上述就餐产生的费用均属于葛某某违法犯罪的非法所得，民警夏某又以何程序将其带走，是征收？抑或是当场没收？如果没有相应合法的手续，想必是难以令人信服的。按照葛某某所述情形，夏某事实上已经与葛某某成立合同关系，夏某在接受了相关服务的基础上，就应当履行支付对价的义务。
本案中，夏某以个人身份到店内就餐，是典型的餐饮服务合同，是典型的民事行为。当然，即便派出所认为夏某并非以个人身份进行消费，而是“职务消费”，也并不妨碍本案民事法律性质的事实，“国家机关”也是可以作为正常民事主体从事民事行为的。因此，从现有信息来看，法院以“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”驳回葛某某的起诉，显然是存在不当之处的。
葛某某的救济在哪里 ?
就现有信息来看，葛某某提起的民事诉讼，是救济其损失的最直接途径，虽然被法院驳回起诉，葛某某仍然可以提起上诉，公职人员执行公务，并不能够成为损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理由，更不能以此为由逃避承担民事责任。
倘若上诉法院同样认为夏某的行为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，而是派出所侦查行为，葛某某可以就派出所该职务行为对其合法财物造成的损失，提起行政诉讼，要求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赔偿。
结 语
上文所述事件争论的焦点在于夏某就餐行为的性质界定，从网络上现有的能够得到的信息来看，笔者无疑是更加偏向于该就餐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行为这一观点。国家公职人员的公务行为并不能够成为逃避其民事责任的理由，这二者应当严格区分开来。从法院公开的民事裁定书内容来看，其内容显然不足以令人信服。此外，还有一些文章提到葛某某刑事案件中管辖权的问题，对于该问题，从刑事判决书中的信息来看，确实存在一定的疑点，但由于网络披露的信息有限，笔者就不多做探讨。
在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中，国家机关和每个自然人一样，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，享有同样的民事权利，也承担同样的民事义务。作为“优势方”的国家机关，以行政机关身份执行公务的过程中，对每一个可能侵犯相对人权益的行为，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，履行必要的手续，保证自身的行为的合法性，才能够避免陷入纠纷。
附 图：